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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鐵:為什么中國人只肯認輸,不肯認錯
    發(fā)表時間: 2010-12-16來源:

    李鐵 時代周報評論員

    李鐵:為什么中國人只肯認輸,不肯認錯

    偶像的坍塌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需要慢慢習慣的事情。

    在這個不平凡的時代,比唐駿文憑造假更荒唐的事,不在少數(shù),不過這一新聞卻表現(xiàn)出了相當持久的傳播力,引發(fā)了媒體廣泛的討論。事件持續(xù)發(fā)酵,討論和爭議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我們看到,相比事件本身,一些國人在討論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錯誤價值觀和混亂邏輯更加耐人尋味。

    首先是罔顧事實和真相,動不動就譴責揭發(fā)者的動機和派系。很多人不去討論唐駿是否造假,反而指責方舟子炒作,或者干脆轉(zhuǎn)換命題,研究方舟子究竟是不是偏執(zhí)狂,甚至有人說揭這些短對中國的發(fā)展不利。

    再就是成王敗寇、笑貧不笑娼的觀念泛濫。認為只要能成功,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對“成功人物”實行“道德豁免”,仿佛身價不菲的人犯錯,只能是一場喧鬧,而沒有是非。

    有人這樣概括國人在這場討論中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觀問題:象唐駿這件事,在美國,他要辭職,100個人只有一個價值觀:誠實;在德國,他要謝罪,100個人只有一個價值觀:擔當;在中國,他要狡辯,100個人有100個價值觀:他的事跟你有什么關(guān)系?

    任何還存有基本的理性和良知直覺的國人都會因此而發(fā)問:我們的社會還有基本的是非觀嗎?還有沒有對正義和道德的一個基本的認同?不管是所謂天價高薪的唐駿,還是更早前位高權(quán)重的“搶筆”的那位官員,至今都沒有直面事實的道歉,要么是躲避,要么是百般抵賴,甚至還要倒打一耙。難道中國人認錯就這么難嗎?中國人的文化基因里,是不是只有認輸,沒有認錯?

    傳統(tǒng)文化中絕對正義觀的不足

    中西之間的文化結(jié)構(gòu)有一個根本性的差異,西方有基督教信仰,有一個清晰的彼岸意識和來世觀念。而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世俗的,現(xiàn)世就是生活的全部。

    比如,中國人講人生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還有人生的理想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有這些項目,都是現(xiàn)世的價值,現(xiàn)世的成功就是終極的成功。在古文中,“德”字是和“得”通用的。所以,唐駿才能說出驚人之語:“能騙到所有人就是成功。”

    但對于西方人而言,人生的意義要到上帝那里尋找,現(xiàn)世的人不可能自救,人只有蒙受上帝的恩寵才能獲救。人生是否有意義,是否符合正義,最終不由人自己來判定,上帝才是真善美的終極原因和裁判。這樣一種設(shè)定,對一些人“只顧今世享樂,哪顧來世洪水滔天”觀念形成了一種有力的制衡。即使現(xiàn)世不擇手段取得了成功,也不等于萬事大吉,因為還有末日審判等著你。

    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正義?這一點在西方的文化設(shè)定中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有上帝的存在,超驗性的宗教支持了絕對正義的觀念,而且這種正義因為有了神圣的淵源而超越時空,成為一種絕對存在的共同價值規(guī)范。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也并非完全沒有絕對的超驗的正義觀念。比如中國人有天道的概念,儒家有青史留名的追求,民間也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說法,在引進佛教之后,也有了因果和來世的觀念。這些觀念都提供了一些超驗性的價值,對現(xiàn)世的功利主義追求保持了一些制衡。

    但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中國文化中這樣的制衡遠沒有西方那么主流和明確,而且在設(shè)定上有著先天的缺陷,導致這些制衡力量相當脆弱。比如中國傳統(tǒng)雖然講天道,但人自己就能通天道,這直接可能導致偽善,導致正義的神圣性的降低。

    在中國古代神話中,神也就是人間的圣人和偉人,像女媧、黃帝、堯、舜等等。王陽明講滿街都是圣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禪宗講“頓悟”、“一悟即至佛”;道家講“坐忘”;陸王心學講“宇宙內(nèi)事乃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乃宇宙內(nèi)事”,“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皆是有心,心皆是理,心即理也”。

    由此一來,做人的至善至美境界在現(xiàn)世就可以實現(xiàn),通過一種內(nèi)在的超越,就能達到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也就是說,成圣成賢的完滿境界在現(xiàn)世就可以實現(xiàn)。

    這種觀念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西方人認為上帝是絕對神圣的,而現(xiàn)世世界沒有神性,二者是絕對對立的。人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是人,不能變?yōu)樯系?,這就阻斷了通過個人的心性修為達到與神合一、擁有神性、成圣成賢的可能。因為這將是對上帝的最大的褻瀆,是被造物的狂妄,是最大的“罪”。

    中國人講,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反過來也可以說,圣賢是可以沒有過錯的,既然“人皆可以為堯舜”,如果自以為是圣賢,自然也就死不認錯,更別提什么懺悔意識和恥感了。

    中國文化的這種設(shè)定,使得正義的絕對性、神圣性大打折扣,用人創(chuàng)造的規(guī)則管人,其高度和約束性也顯得不足。

    法律是管小老百姓的?

    常聽見有藐視法律和正義的人說,法律是管小老百姓的,牛人是例外的。之所以還要被規(guī)矩管,只是因為還不夠牛。這一觀念在中國自古流行,自然有它的文化和事實的淵源。

    在西方歷史上,由于有超越的上帝觀念的存在,自然法學觀念長期居于核心地位。自然法學派認為,法的本質(zhì)在于追求絕對的正義和真理。在拉丁文中,“ius”(法)和“iustum”(正義)差不多是同一個詞。而正義根深植于自然,能夠通過理性被人所知,它超越種族、民族、國家之上,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抽象的和絕對的,這有點類似于中國人所說的天理。

    在西方人的自然法觀念里,“法”(law)和“法律”(legislation/enacted law)是有區(qū)別的。他們認為,“法”意味著自然法,代表基本正義。而“法律”是立法機關(guān)頒布的規(guī)則,這種人定法既可能是正義的,也可能是非正義的。自然法是最高法律,而“法律”,也就是人定法,應(yīng)該以自然法為標準,或許人定的法律永遠也達不到100%的正義,也許永遠也不能使“法律”與“法”完全重合,但“法”是“法律”的目標和衡量標準,“法律”要不斷地接近“法”。

    阿奎那就曾指出:“神定法和自然法,作為上帝統(tǒng)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體體現(xiàn),規(guī)定了真正的立憲政府。”

    因為法具有一種高于人世的神圣性,所以無論什么人,包括政府,都要服從法和正義,法和正義高于人世間的一切權(quán)威。

    而在中國傳統(tǒng)則不同,法又常被稱為王法。也就是說,法是王制定的,在中國傳統(tǒng)中,沒有神定法或者自然法與人定法的清晰的對立和制衡,法和法律幾乎就是一碼事。既然王法是王定的,那么王就是高于法的,自然也不在法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也隨時可以修改,誰是王誰就是法,誰就是正義。

    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天道、青史留名等觀念還能起到一點點超驗正義的作用。但當傳統(tǒng)文化到了近代斷裂之后,這塊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拿掉了。人們只相信“規(guī)矩都是人定的”,“歷史由強者書寫的”,只相信法律和道德都是強者用來管束弱者的。

    看我們怎么定義法的:法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的體現(xiàn)。法的本質(zhì)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功能是統(tǒng)治階級對被統(tǒng)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手段。因為法的話語權(quán)力和執(zhí)行權(quán)力都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手里,所謂勝者為王敗者寇,誰掌握權(quán)力誰就掌握正義,這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

    既然法律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那么很顯然,法律實質(zhì)就是一種統(tǒng)治的工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一句空話。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真正的牛人是不受法律管轄的,如果你被管了,只能說明你還不夠牛。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唐駿說:“能騙到所有人就是成功。”厚黑學成為普遍的信仰。

    除了成功,別無信仰。這樣的哲學,沒有規(guī)則至上、法律至上、正義至上,只有實力至上。所以才有人覺得唐駿的欺騙沒什么大不了,還美其名曰,大禮不拘小讓。只要成功,哪管過程、規(guī)則和道德?那只是強者忽悠弱者的工具罷了。

    在這樣的哲學面前,只有實力不夠的人,才認錯,與其說是認錯,不如說是認栽,是認在叢林式的斗爭中敗下陣來。這里,只有認輸,沒有認錯,因為沒有正義,何來對錯呢?

    7月18日,唐駿參加江蘇常州高級中學80屆同學聚會,在發(fā)言中他表示自己最近正在拍攝一部名叫《你行我素》的勵志電影。這部電影的名字可以看作是唐駿耍賴心理的又一折射。在叢林法則中,斗贏了,就說,我就是正義。斗輸了,就玩相對主義,玩逃避。對錯,那是你們的標準,不能代表我,你怎么能強制我接受你的價值觀呢?這種偷換概念的相對主義的論調(diào),近年來頗為流行。根子還在于完全不承認有是非對錯的存在。

    認錯就是壞人?

    唐駿責怪媒體把一件“小事”搞成大事,那位搶筆的官員說“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他們無一認錯,至今還在逃避。其中的文化原因,除了傳統(tǒng)的絕對正義觀念的不足,沒覺得有絕對的對錯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不敢認錯,覺得認錯了就表示自己不是好人,怕給自己定了性。

    中國的傳統(tǒng)倫理喜歡談人性的善惡,談性命、心性這些似乎是天生的東西,很熱衷于分析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董仲舒和韓愈都有“性三品說”,把人性分為天生的上中下三等。我們看中國的文學作品,人物都是臉譜化的,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清清楚楚。

    正因為如此,中國人講好人壞人,但很少人承認自己是壞人的??鬃诱f,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獨不畏懼自己,唯獨不怕自己會犯罪。我怎么會犯罪呢?我是好人,我是君子,只有壞人才會犯罪。

    善人做善事,惡人做惡事。在這種心理之下,商人官員當然都怕認錯,認了就是認栽,影響錢途仕途。

    唐駿長期以來被各種成功學、厚黑學暢銷書樹立為“青年人的偶像”,這導致很多中國人以為道歉就是偶像的坍塌。西方人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圣經(jīng)》十誡明確反對拜偶像,明確反對神化人,再有成就的人也是人,犯錯道歉很正常。

    與中國人愛談人性善惡不同,西方人認為人性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段歷史。人人生下來都背負有原罪,所以人人都可能墮落和犯罪,這沒什么可恥的,可恥的是不知罪,不承認改過和懺悔。因此,人永遠需要反省和懺悔,人的偉大就在于能夠克服原罪不斷向善。

    在西方文化中,惡是起點,善是終點;惡是現(xiàn)實的,善是潛在的,道德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至于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要走完一生,到了上帝那里才能由上帝來評判。西方文化里講“要論斷事不論斷人”,所以他們往往就事論事,做錯事的人并不受到歧視,只要懺悔認錯、改過自新就好。

    結(jié)語

    在中國傳統(tǒng)的小農(nóng)社會和自然經(jīng)濟條件之下,由于社會交往主要基于靜態(tài)的熟人社會,誠信和正義體系由“知根知底”的口碑以及小范圍的地方規(guī)則構(gòu)建,而到了今天的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熟人制約已經(jīng)基本失去效應(yīng),中國文化在此問題上的設(shè)定已經(jīng)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

    此次關(guān)于誠信大討論,折射出了我們社會嚴重的誠信和正義的問題,以及廣泛存在的價值觀混亂和道德失范。這里一部分歸因于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不足,另一部分則歸因于傳統(tǒng)斷裂之后新價值觀還未建立。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我們的文化面臨著一場全新的變革。

    責任編輯:和諧中國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