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 時代周報評論員
偶像的坍塌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需要慢慢習慣的事情。
在這個不平凡的時代，比唐駿文憑造假更荒唐的事，不在少數(shù)，不過這一新聞卻表現(xiàn)出了相當持久的傳播力，引發(fā)了媒體廣泛的討論。事件持續(xù)發(fā)酵，討論和爭議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我們看到，相比事件本身，一些國人在討論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錯誤價值觀和混亂邏輯更加耐人尋味。
首先是罔顧事實和真相，動不動就譴責揭發(fā)者的動機和派系。很多人不去討論唐駿是否造假，反而指責方舟子炒作，或者干脆轉(zhuǎn)換命題，研究方舟子究竟是不是偏執(zhí)狂，甚至有人說揭這些短對中國的發(fā)展不利。
再就是成王敗寇、笑貧不笑娼的觀念泛濫。認為只要能成功，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對“成功人物”實行“道德豁免”，仿佛身價不菲的人犯錯，只能是一場喧鬧，而沒有是非。
有人這樣概括國人在這場討論中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觀問題：象唐駿這件事，在美國，他要辭職，100個人只有一個價值觀：誠實；在德國，他要謝罪，100個人只有一個價值觀：擔當；在中國，他要狡辯，100個人有100個價值觀：他的事跟你有什么關(guān)系？
任何還存有基本的理性和良知直覺的國人都會因此而發(fā)問：我們的社會還有基本的是非觀嗎？還有沒有對正義和道德的一個基本的認同？不管是所謂天價高薪的唐駿，還是更早前位高權(quán)重的“搶筆”的那位官員，至今都沒有直面事實的道歉，要么是躲避，要么是百般抵賴，甚至還要倒打一耙。難道中國人認錯就這么難嗎？中國人的文化基因里，是不是只有認輸，沒有認錯？
傳統(tǒng)文化中絕對正義觀的不足
中西之間的文化結(jié)構(gòu)有一個根本性的差異，西方有基督教信仰，有一個清晰的彼岸意識和來世觀念。而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世俗的，現(xiàn)世就是生活的全部。
比如，中國人講人生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還有人生的理想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有這些項目，都是現(xiàn)世的價值，現(xiàn)世的成功就是終極的成功。在古文中，“德”字是和“得”通用的。所以，唐駿才能說出驚人之語：“能騙到所有人就是成功。”
但對于西方人而言，人生的意義要到上帝那里尋找，現(xiàn)世的人不可能自救，人只有蒙受上帝的恩寵才能獲救。人生是否有意義，是否符合正義，最終不由人自己來判定，上帝才是真善美的終極原因和裁判。這樣一種設(shè)定，對一些人“只顧今世享樂，哪顧來世洪水滔天”觀念形成了一種有力的制衡。即使現(xiàn)世不擇手段取得了成功，也不等于萬事大吉，因為還有末日審判等著你。
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正義？這一點在西方的文化設(shè)定中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有上帝的存在，超驗性的宗教支持了絕對正義的觀念，而且這種正義因為有了神圣的淵源而超越時空，成為一種絕對存在的共同價值規(guī)范。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也并非完全沒有絕對的超驗的正義觀念。比如中國人有天道的概念，儒家有青史留名的追求，民間也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說法，在引進佛教之后，也有了因果和來世的觀念。這些觀念都提供了一些超驗性的價值，對現(xiàn)世的功利主義追求保持了一些制衡。
但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中國文化中這樣的制衡遠沒有西方那么主流和明確，而且在設(shè)定上有著先天的缺陷，導致這些制衡力量相當脆弱。比如中國傳統(tǒng)雖然講天道，但人自己就能通天道，這直接可能導致偽善，導致正義的神圣性的降低。
在中國古代神話中，神也就是人間的圣人和偉人，像女媧、黃帝、堯、舜等等。王陽明講滿街都是圣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禪宗講“頓悟”、“一悟即至佛”；道家講“坐忘”；陸王心學講“宇宙內(nèi)事乃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乃宇宙內(nèi)事”，“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皆是有心，心皆是理，心即理也”。
由此一來，做人的至善至美境界在現(xiàn)世就可以實現(xiàn)，通過一種內(nèi)在的超越，就能達到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也就是說，成圣成賢的完滿境界在現(xiàn)世就可以實現(xiàn)。
這種觀念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西方人認為上帝是絕對神圣的，而現(xiàn)世世界沒有神性，二者是絕對對立的。人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是人，不能變?yōu)樯系?，這就阻斷了通過個人的心性修為達到與神合一、擁有神性、成圣成賢的可能。因為這將是對上帝的最大的褻瀆，是被造物的狂妄，是最大的“罪”。
中國人講，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反過來也可以說，圣賢是可以沒有過錯的，既然“人皆可以為堯舜”，如果自以為是圣賢，自然也就死不認錯，更別提什么懺悔意識和恥感了。
中國文化的這種設(shè)定，使得正義的絕對性、神圣性大打折扣，用人創(chuàng)造的規(guī)則管人，其高度和約束性也顯得不足。
法律是管小老百姓的？
常聽見有藐視法律和正義的人說，法律是管小老百姓的，牛人是例外的。之所以還要被規(guī)矩管，只是因為還不夠牛。這一觀念在中國自古流行，自然有它的文化和事實的淵源。
在西方歷史上，由于有超越的上帝觀念的存在，自然法學觀念長期居于核心地位。自然法學派認為，法的本質(zhì)在于追求絕對的正義和真理。在拉丁文中，“ius”(法)和“iustum”(正義)差不多是同一個詞。而正義根深植于自然，能夠通過理性被人所知，它超越種族、民族、國家之上，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抽象的和絕對的，這有點類似于中國人所說的天理。
在西方人的自然法觀念里，“法”(law)和“法律”(legislation/enacted law)是有區(qū)別的。他們認為，“法”意味著自然法，代表基本正義。而“法律”是立法機關(guān)頒布的規(guī)則，這種人定法既可能是正義的，也可能是非正義的。自然法是最高法律，而“法律”，也就是人定法，應(yīng)該以自然法為標準，或許人定的法律永遠也達不到100%的正義，也許永遠也不能使“法律”與“法”完全重合，但“法”是“法律”的目標和衡量標準，“法律”要不斷地接近“法”。
阿奎那就曾指出：“神定法和自然法，作為上帝統(tǒng)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體體現(xiàn)，規(guī)定了真正的立憲政府。”
因為法具有一種高于人世的神圣性，所以無論什么人，包括政府，都要服從法和正義，法和正義高于人世間的一切權(quán)威。
而在中國傳統(tǒng)則不同，法又常被稱為王法。也就是說，法是王制定的，在中國傳統(tǒng)中，沒有神定法或者自然法與人定法的清晰的對立和制衡，法和法律幾乎就是一碼事。既然王法是王定的，那么王就是高于法的，自然也不在法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也隨時可以修改，誰是王誰就是法，誰就是正義。
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天道、青史留名等觀念還能起到一點點超驗正義的作用。但當傳統(tǒng)文化到了近代斷裂之后，這塊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拿掉了。人們只相信“規(guī)矩都是人定的”，“歷史由強者書寫的”，只相信法律和道德都是強者用來管束弱者的。
看我們怎么定義法的：法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的體現(xiàn)。法的本質(zhì)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功能是統(tǒng)治階級對被統(tǒng)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手段。因為法的話語權(quán)力和執(zhí)行權(quán)力都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手里，所謂勝者為王敗者寇，誰掌握權(quán)力誰就掌握正義，這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
既然法律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那么很顯然，法律實質(zhì)就是一種統(tǒng)治的工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一句空話。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真正的牛人是不受法律管轄的，如果你被管了，只能說明你還不夠牛。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唐駿說：“能騙到所有人就是成功。”厚黑學成為普遍的信仰。
除了成功，別無信仰。這樣的哲學，沒有規(guī)則至上、法律至上、正義至上，只有實力至上。所以才有人覺得唐駿的欺騙沒什么大不了，還美其名曰，大禮不拘小讓。只要成功，哪管過程、規(guī)則和道德？那只是強者忽悠弱者的工具罷了。
在這樣的哲學面前，只有實力不夠的人，才認錯，與其說是認錯，不如說是認栽，是認在叢林式的斗爭中敗下陣來。這里，只有認輸，沒有認錯，因為沒有正義，何來對錯呢？
7月18日，唐駿參加江蘇常州高級中學80屆同學聚會，在發(fā)言中他表示自己最近正在拍攝一部名叫《你行我素》的勵志電影。這部電影的名字可以看作是唐駿耍賴心理的又一折射。在叢林法則中，斗贏了，就說，我就是正義。斗輸了，就玩相對主義，玩逃避。對錯，那是你們的標準，不能代表我，你怎么能強制我接受你的價值觀呢？這種偷換概念的相對主義的論調(diào)，近年來頗為流行。根子還在于完全不承認有是非對錯的存在。
認錯就是壞人？
唐駿責怪媒體把一件“小事”搞成大事，那位搶筆的官員說“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他們無一認錯，至今還在逃避。其中的文化原因，除了傳統(tǒng)的絕對正義觀念的不足，沒覺得有絕對的對錯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不敢認錯，覺得認錯了就表示自己不是好人，怕給自己定了性。
中國的傳統(tǒng)倫理喜歡談人性的善惡，談性命、心性這些似乎是天生的東西，很熱衷于分析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董仲舒和韓愈都有“性三品說”，把人性分為天生的上中下三等。我們看中國的文學作品，人物都是臉譜化的，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清清楚楚。
正因為如此，中國人講好人壞人，但很少人承認自己是壞人的?？鬃诱f，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獨不畏懼自己，唯獨不怕自己會犯罪。我怎么會犯罪呢？我是好人，我是君子，只有壞人才會犯罪。
善人做善事，惡人做惡事。在這種心理之下，商人官員當然都怕認錯，認了就是認栽，影響錢途仕途。
唐駿長期以來被各種成功學、厚黑學暢銷書樹立為“青年人的偶像”，這導致很多中國人以為道歉就是偶像的坍塌。西方人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圣經(jīng)》十誡明確反對拜偶像，明確反對神化人，再有成就的人也是人，犯錯道歉很正常。
與中國人愛談人性善惡不同，西方人認為人性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段歷史。人人生下來都背負有原罪，所以人人都可能墮落和犯罪，這沒什么可恥的，可恥的是不知罪，不承認改過和懺悔。因此，人永遠需要反省和懺悔，人的偉大就在于能夠克服原罪不斷向善。
在西方文化中，惡是起點，善是終點；惡是現(xiàn)實的，善是潛在的，道德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至于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要走完一生，到了上帝那里才能由上帝來評判。西方文化里講“要論斷事不論斷人”，所以他們往往就事論事，做錯事的人并不受到歧視，只要懺悔認錯、改過自新就好。
結(jié)語
在中國傳統(tǒng)的小農(nóng)社會和自然經(jīng)濟條件之下，由于社會交往主要基于靜態(tài)的熟人社會，誠信和正義體系由“知根知底”的口碑以及小范圍的地方規(guī)則構(gòu)建，而到了今天的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熟人制約已經(jīng)基本失去效應(yīng)，中國文化在此問題上的設(shè)定已經(jīng)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
此次關(guān)于誠信大討論，折射出了我們社會嚴重的誠信和正義的問題，以及廣泛存在的價值觀混亂和道德失范。這里一部分歸因于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不足，另一部分則歸因于傳統(tǒng)斷裂之后新價值觀還未建立。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我們的文化面臨著一場全新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