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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陽故城西南七里，有崗曰：“臥龍”。《大明一統(tǒng)志》云：“崗隴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shù)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nèi)，時人以孔明為“臥龍”，因號其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         一． 諸葛草廬
         崗上舊有茅屋數(shù)椽，名曰：“諸葛亮庵”（俗稱“諸葛廬”），傳為三國蜀相諸葛武侯躬耕時所居之處。諸葛亮，復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號臥龍。東漢瑯琊郡（今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人，早年其父祖避居潁川郡昆陽（今河南省葉縣）高陽華里（現(xiàn)劃入平頂山市）。諸葛亮在其父祖去世后，投奔任荊州牧劉表屬吏的叔父諸葛玄。諸葛玄死后，返“帝鄉(xiāng)”南陽郡宛邑（南陽郡治所），躬耕隴畝，隱居求志。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志在千里，閑暇時常抱膝長吟“梁父吟”，以抒其懷。
        東漢末年，帝室式微，先是董卓篡政，后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致使各路諸侯爭霸，群雄逐鹿中原。當是時，劉備的勢力最為弱小，為成就霸業(yè)，求賢若渴，經(jīng)徐庶“走馬薦諸葛”，遂“三顧茅廬”（又稱“三請諸葛亮”），求見諸葛亮。《三國志》記曰：“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亮《出師表》則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備三次來訪，亮感其誠，遂與其相見。二人促膝長談，推心置腹，亮為備剖析時局，并為之謀劃據(jù)荊益、聯(lián)孫吳、拒曹魏之策。備佩服之至，力邀亮出山，以為其籌畫軍務(wù)。二人之晤面，史稱“草廬對”，后被人篡改為“隆中對”，以致貽誤后人。
        諸葛亮輔佐劉備，取荊州，定益州，與曹魏、孫吳三分天下，終成鼎足之勢。曹丕代漢稱帝，備則稱帝于益州（今成都），拜亮丞相。備薨，亮輔后主禪，封武鄉(xiāng)侯，以丞相兼領(lǐng)益州牧。亮整官制，修法度，志復中原。屢次北伐，與曹魏相攻戰(zhàn)。建興十二年（234年）病卒于五丈原軍中，終年五十四歲，謚曰：忠武侯。后民間小說、戲曲謂其通曉天文地理，料事如神。三國之事經(jīng)明代羅貫中《三國演義》所刻畫，廣為流傳，最為著稱，從而家喻戶曉，由此衍生了戲劇：“戰(zhàn)宛城”、“單刀赴會”、“借東風”等；典故：“青梅煮酒”、“望梅止渴”、“賠了夫人又折兵”等；習慣中，比喻某人擺譜或架子大，為“三請諸葛”；事出意外，為“大意失荊州”；集思廣議，為“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歇后語有：“劉備借荊州--借不還”，“劉備哭荊州—哭中有計”，“劉備摔孩兒—刁買人心”，“張飛的胡子—硬茬”，“張飛賣豆腐—人強貨不強”，等等。
        諸葛亮出身布衣，官至蜀漢丞相，廉潔勤政，對蜀漢前后二主忠心不貳。為匡扶漢室，收復中原，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病卒于出征途中。諸葛亮“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巾。”不僅贏得了時人的敬重，以后各代的人們亦非常景仰。
        諸葛亮壯志未酬，含恨而終，歿后其靈不泯，召集泉臺部下，回歸躬耕地操練，欲與阿瞞決一死戰(zhàn)，以遂生前之志。故南陽武侯祠古柏亭北側(cè)石刻記云：“守祠者輒聞兵甲聲云。”后懼而移去。         作為諸葛亮的祭祀場所，諸葛亮庵始建時代不詳。據(jù)清康熙南陽知府羅景《臥龍崗志》考證：“青龍二年～正始元年（234～240年），諸葛亮卒，時淪落南陽的蜀故將黃權(quán)等已先在宛，遂與鄉(xiāng)人因時節(jié)祭祀于臥龍崗或道陌上。”趙均《金石林時地考》載：諸葛廬“在南陽縣城七里”。迨至唐代，此處草廬仍存，內(nèi)有唐《諸葛廬碑》（后佚）。有唐一代，人們敬佩南陽諸葛亮，文人騷客多以詩賦頌揚，如詩句有李白《南陽》:“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劉禹錫《陋室銘》：“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許渾《南陽道中》:“荒草連天風地動，不知誰學武侯耕”。胡曾《南陽》詩云：“世亂英雄百戰(zhàn)余，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等等。
        迨至宋代，南陽臥龍崗諸葛草廬尚存，武侯祠內(nèi)岳飛手書《出師表》跋曰：“紹興戊午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岳飛由襄陽北上抗金，途經(jīng)南陽臥龍崗，拜謁諸葛庵，應(yīng)道士之請，手書諸葛武侯《出師表》，以抒其直搗“黃龍”之愿景。諸葛草廬后遭兵燹。         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諸葛亮庵重建，四年春告成。至大二年（1309年），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何瑋擴建諸葛庵，并創(chuàng)建諸葛書院于庵東，皇慶元年（1312年）秋落成。延佑二年（1315年），經(jīng)中書省平章政事與翰林院集議奏請，敕命諸葛亮庵為“武侯祠”，并為書院頒額曰“敕賜諸葛書院”。
        明正德元年（1506年），經(jīng)南陽唐敬王彌銻同意，王妃蘇氏捐內(nèi)帑重修武侯祠。南陽歷任知府陳正倫、陳梯、段堅、楊應(yīng)奎，南汝分守道、河南參政顧福及鄉(xiāng)民等亦先后修葺武侯祠。嘉靖四年（1525年），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參政許復禮具呈欽差都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督御史蔣曙，奏請為南陽武侯祠奏請敕賜廟額、祭文，爰定祭品。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宗朱厚熜賜額曰：“忠武”，又欽定春、秋二祭日期和祭品。春祭為每年春仲月次丁日（舊歷二月十四日），秋祭為秋仲月（舊歷八月二十八日）。祭品為豬一口，羊一羫，魚醢，肉醢，菹菜五品；米面食五品，香一灶，燭一對，帛一段，酒二瓶。并頒春秋祭文，敕令南陽府按期致祭。嘉靖十八年（1539年），世宗又遣駙馬都尉鄔景和來南陽武侯祠致祭。
        詔曰：
        養(yǎng)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待二表乃行。觀其褫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與惜乎將星隕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遣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文曰：嗟哉！夫子兮千載忠臣，伊賊操之挾天子兮夫固唾手而為君。賊智百倍于新莽兮何乃頫首而不敢以即，真賴夫子之在蜀漢兮賊破膽而驚神。嗟祁山之六出兮喜天戈之肆疎，死制司馬之魄兮生攝曹氏之魂。驚豪奴與悍婢兮將奪位于主人，有一士焉鉗其家兮令彼目卑睨而無因。真千萬年一大痛快兮又何出師未捷云，是蓋愛夫子者過于望夫子兮故猶以大統(tǒng)未集為嗔。惟予小子之愛夫子兮獨不在于一統(tǒng)，而妙正在于三分。肅拜祭而陳祠兮覺夫子大笑，吐喜氣而氤氳。
        至清代，總兵張應(yīng)祥、柯彩，知府朱璘、羅景、顧嘉蘅、傅鳳飏，知縣吳棠、姚暄、任愷等皆有增葺?？滴跷迨荒辏?712年），南陽知府羅景在大修施工中，發(fā)現(xiàn)地下五通明代唐藩題詠臥龍崗十景石刻，即按石刻十景加以擴建。咸豐三年（1853年），知府顧嘉蘅于祠之南增建“龍角塔”。經(jīng)元、明、清三代不斷重修、擴建，武侯祠始成現(xiàn)代規(guī)模。
        民國三年（1914年）又重葺之。至二十八年（1939年），武侯祠尚有祠田479.55畝，主要分布在祠周邊的幾個村莊，由附近佃農(nóng)租種。其中有地百畝，位于宛襄夾道南側(cè)至白河岸邊，相傳是諸葛亮躬耕田，此田不出租，秉承孔明“躬耕”遺風，由祠內(nèi)道人耕種。田中有井，名“諸葛井”，用以灌溉“躬耕田”。
        武侯祠內(nèi)現(xiàn)存紀念、頌揚孔明先生的匾額、楹聯(lián)、碑碣及石刻林林總總，真、草、篆、隸，書法俱全，但祠中存世的石刻多是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所作（據(jù)有關(guān)資料記載，明朝洪武初年及永樂二年，奉旨修建南陽府城和建造唐藩王府，盡毀古碑煅燒為石灰，以砌城墻和建造王府〈當年建造王府溶化石灰的坑塘仍存，現(xiàn)在王府山的南邊，今名“油坊坑”〉，故南陽城及周邊明代之前的古石刻<碑碣、牌坊、石雕、漢畫像石>缺失。存世元代石刻兩方，一方在臥龍崗武侯祠內(nèi)，一通為元代杜昌翁題“晉杜預(yù)祠碑”，現(xiàn)在城北七里園沙崗店，晉代醫(yī)圣張仲景祠墓碑因仆于地而免遭厄運，其余皆為明及之后所作。除此而外，今日所能見到的元代及之前的古碑，皆為出土文物）。武侯祠內(nèi)的楹聯(lián)中，最具特色的是大拜殿前的一付楹聯(lián)。聯(lián)云：
        身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此聯(lián)意在平息南陽、襄陽兩地對諸葛亮躬耕地的爭議，是清咸豐年間南陽知府顧嘉蘅構(gòu)作。兩地爭議之產(chǎn)生，是因習鑿齒《漢晉春秋》引發(fā)。《漢晉春秋》云：“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一石激起千層浪，諸葛亮躬耕地成了南陽、襄陽兩地久爭不息的公案，從而形成了“南陽說”、“襄陽說”。         二、“南陽”即古“宛邑”
         諸葛亮《出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作為地域名稱，“南陽”之名的來歷，《史記·秦紀》釋曰：“居漢水之北，中國（中原古稱）之南，舊名‘陽地’，故以為名。”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居漢之陽。”作為歷史地名，南陽之名最早見于《戰(zhàn)國策》。莊王九年（前688年），楚滅申，置宛（古作“苑”）邑。赧王二十四年（前291年），秦取宛。四十三年（前272年），秦初置南陽郡，以宛邑為附郭。故《大元一統(tǒng)志》云：“宛，春秋楚邑。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宛于是始兼南陽之名。” 由此可知，戰(zhàn)國時的宛邑已經(jīng)被以“南陽”之名。《漢書》、《資治通鑒》：“（新莽）天鳳元年，更南陽為前隊，宛邑更名南陽縣。”故《漢書·地理志》云：“宛，莽曰‘南陽’。”隋開皇三年（583年），宛邑被更名為南陽縣，到1994年6月南陽撤地設(shè)市止，古宛城世名南陽，宛遂為南陽縣的別稱。諸葛亮《出師表》之所以不言躬耕于宛，而云：“躬耕于南陽”，是因其時為蜀漢丞相，上表是在四川，如人們外游之時，往往只說省籍‘河南人、湖北人…’,不言鄉(xiāng)里。而諸葛亮所躬耕之“南陽”，既是郡名，亦為宛城的代稱，可謂一語雙關(guān)。事實說明，諸葛亮躬耕的“南陽”，就是秦漢南陽郡治宛邑（即秦漢南陽宛城），今日之河南省南陽市臥龍區(qū)，是確鑿無疑的。孔明先生絕不會因“襄陽說”的追捧，“直把杭州作汴州”，說自己“躬耕于襄陽”。          三、彼“鄧縣”非此“鄧縣”
         《漢晉春秋》云：“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而今之鄧縣本名穰邑（縣），春秋之時為鄧侯國。秦為鄧邑。兩漢之時為穰邑。此后世名穰縣,迨至明洪武二年，始省穰入鄧州。自是，穰更名鄧州，穰縣之名不復存在。而之被改稱為鄧縣，則是民國時期的事，在此之前，穰從未被稱過鄧縣。據(jù)《漢書》載，前漢南陽郡轄三十六縣，后漢南陽郡三十七城，兩漢均有穰、鄧，穰為今日之鄧州（縣），鄧則為今之湖北樊城。樊城，漢南陽郡屬縣?！杜f唐書·地理志》云：“襄陽郡鄧城(漢鄧縣，屬南陽郡，故樊城也。宋故安養(yǎng)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故鄧城置，乃改臨漢為鄧城縣)。” 由此而知，《漢晉春秋》所云之“鄧縣”，當為樊城。而襄陽位于漢水南岸，鄧城縣（樊城）則在漢水之北，兩縣隔水而治，按照傳統(tǒng)的歷史習慣，鄧城縣不可能越漢水繞至襄陽城西而治,《漢晉春秋》稱隆中轄于鄧縣,不知是憑何據(jù)。
        四、秦漢襄陽為南郡屬地
        “襄陽說”引《漢晉春秋》，認為漢代時襄陽曾是南陽郡屬地，以此證明諸葛亮躬耕于襄陽隆中。其實，秦漢時期的襄陽屬于南郡，并不在南陽郡轄區(qū)之內(nèi)?！逗鬂h書·地理志》云：“南陽郡，秦置，三十七城。宛，葉，穰，鄧、隨，武當，蔡陽…。南郡，秦置，十七城。江陵、襄陽，邔，鄀、當陽…。”有關(guān)襄陽之名的來歷及沿革，《水經(jīng)注·沔水》云：“一水東南出。應(yīng)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漢水），即襄陽縣故城也。王莽之相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古鄢、鄀、盧、羅之地，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為北部。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太平寰宇記· 襄州》云：“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荊州，始置襄陽郡，以地在襄山之陽為名”。又云：“襄陽縣，本漢舊縣，屬南郡。應(yīng)劭曰：‘在襄水之陽’，縣因名焉。”《太平御覽· 州郡部一四》記曰：“《楚地記》曰：‘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又云：“《十道記》（唐代歷史地理志書）曰：襄州、襄陽郡，《禹貢》：‘豫州之南境’。春秋以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難為南陽郡。獻帝時，魏武始置襄陽郡。”東漢末年，曹操奪取荊州后分割南郡，始置襄陽郡。至三國之時，無論是設(shè)襄陽為郡或州，一直都是南郡的北界，始終未曾轄于南陽郡。而樊城之隸于襄陽郡，則是在曹魏于襄陽設(shè)郡之后的事。
        五、襄陽是否無西
        《元和郡縣志》云：“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其實，漢代的襄陽非是無西，《后漢書·郡國志》云：“襄陽有阿頭山。”《元和郡縣志·襄州》釋曰：“萬山，一名漢皋山，在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阿頭山，一說是襄陽城西之萬山；一說今名隆中山(即襄陽隆中之山)。既然城西有阿頭山，說明秦漢之時襄陽并非無西。所謂古諺，《元和郡縣志》并未言明是何代之諺。《元和郡縣志》成書于唐代元和年間，自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及至唐代，其間經(jīng)三國、兩晉、南北朝、隋朝，歷時三百余年，其間戰(zhàn)亂頻仍，行政區(qū)劃多經(jīng)變更，“襄陽無西”極有可能就是發(fā)生在此期間某個時期之事?！斗捷泟儆[》云：“襄陽城本楚之下邑（封建時代，按轄區(qū)人戶、賦役多寡，將府州縣分為上中下三等）。秦兼天下，以漢以北為南陽，自漢以南為南郡。魏分南郡置襄陽郡，自赤壁之敗，魏失江陵，南守襄陽。”自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352年），秦攻楚奪取下郢，置南郡，襄陽為其北界。三十五年（前326年），秦奪韓宛邑置南陽郡，以宛邑為郡治。中國傳統(tǒng)習慣，無論疆域或田地、民宅，皆有四至。襄陽北界漢水，已毋庸置疑，然始終未言明襄陽的東、南所鄰及四至的實際距離，《元和郡縣志》單單謂之其西至“在縣西十一里”，是“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其依據(jù)顯然是來自《漢晉春秋》，因古圖籍未能傳世，其說頗有牽強之嫌?！对涂たh志》所言之“言其界促近”則為事實，襄陽為楚之下邑，其西無所轄之城邑，自然也就“無西”了。而事實上，襄陽城北枕漢水，水之北即樊城（漢南陽郡鄧縣），兩城隔水相望，若以此論之，當云“襄陽無北”為是。
        赤壁之戰(zhàn)后，曹操丟失江陵，襄陽成了曹魏的南方要塞，瀕水筑城，以漢水為塹，戰(zhàn)略地位始著；而江北的樊城，南瀕漢水，北去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故南陽古諺云：“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東漢末年，曹仁屠宛之后，司馬懿駐節(jié)南陽，古郡城雖一度恢復生機，最終毀于南北朝無休止的戰(zhàn)亂中?！洱R書》云：“齊永明五年（487年），荒人桓天生與雍司二州蠻相煽動，據(jù)南陽故城，請兵于魏。將入寇，詔蕭景先討平之”?！洱R書》既稱南陽郡城為故城，極有可能南齊時南陽郡城已經(jīng)殘破，南陽新城當已易地重建，新建的南陽城規(guī)模大為縮水，至明代時城池周長六里有奇，僅為秦漢郡城的六分之一。元魏踞宛后，以宛城置北荊州，后移郡治于穰。隋更北荊州為鄧州，降宛邑為南陽縣，故《隋書·地理志》云：“南陽古帝鄉(xiāng)，縉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自是，南陽由繁盛的“南都”、“帝鄉(xiāng)”，淪為邊陲之地，政治、經(jīng)濟地位一落千丈，偏于中原一隅。東漢末年，南陽城人口尚有百萬，因袁術(shù)據(jù)宛后的橫征暴斂，魏將曹仁的屠城，人民或徙或亡；唐代“安史之亂”，南陽遭圍城一年有余，《唐書》載：“南陽遭大亂之后，距鄧州二百里人煙斷絕，遺骸委積于墻塹間。”宋金時期，南北對峙，南陽為戰(zhàn)爭前線，連年爭戰(zhàn)不已，已是民不聊生。至明末，南陽連遭兩次屠城，居民死亡殆盡。故清光緒《新修南陽縣志·兵防》曰：“南陽古兵沖，天下有事，受禍最烈。”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的更迭，都是在經(jīng)歷了慘烈的戰(zhàn)爭后才完成改朝換代，故元·張養(yǎng)浩《山坡羊·潼關(guān)懷古》慨嘆：“傷心秦漢經(jīng)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載《全元散曲》）。明代有古諺云：“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三國之后，連年的戰(zhàn)亂，南陽古城池遭到毀滅，戰(zhàn)略地位逐漸遜于襄陽，這也就是今日甚囂塵上的所謂“政治中心南移襄陽說”。在此順便一提，以使讀者對此個中原因有一梗概了解。 
         “襄陽說”認為諸葛亮躬耕于襄陽隆中，不僅現(xiàn)代人不予認同，即便是古人亦不認同。元代翰林院學士承旨程鉅夫《敕賜南陽諸葛書院碑》云：“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于祀為宜，祀于其居為尤宜。”故斥資重建南陽諸葛庵，朝廷賜額，更諸葛庵為武侯祠，以為諸葛亮的祭祀場所?！睹骷尉改详柛拘Ｗⅰ份d：明嘉靖初，禮部批復的《欽差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曙據(jù)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參政許復禮為乞賜南陽武侯祠祀典、題額呈照》中云：“襄陽不過（是）亮與隱士龐士元往來游息之地。”明末人氏張岱的《夜航船·地理部》亦云：“臥龍崗：南陽府城西南。即諸葛亮躬耕處，有三顧橋。”同為祭祀諸葛亮之場所，明朝時襄陽隆中之處則叫諸葛亮廟?！睹骷尉改详柛拘Ｗ?middot; 祀典》記載：“正德二年十一月，內(nèi)該襄府暫理府事光化王奏稱：‘襄簡王先年慕隆中佳秀，擇為塋葬之，后任事之人不能體王之意，將諸葛亮廟遷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廟且陋小。隆中東去數(shù)十步有一窩，欲將亮廟挪移修建等因。’”不難看出，在封建時期，自朝廷及至地方官府，均認為諸葛亮躬耕地是在河南南陽的臥龍崗，而非湖北襄陽的隆中。元代時期的南陽諸葛庵，已被蒙元朝廷賜名“武侯祠”，而襄陽隆中至明代仍還被叫作“諸葛亮廟”，孰是孰非，其中可見端倪。
        另據(jù)《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記載，明嘉靖丁亥（1527年），南陽府葉縣人氏牛鳳由太仆轉(zhuǎn)南京太常卿后，便道過家，始謁武侯祠。見祠內(nèi)君臣均南面，名份不分，且祠宇破敗，遂捐金修繕，將塑像正位。其《改正諸葛亮侯祠記》云：“不期月，廟貌完矣。……既而游觀山寺，有斷石幢在焉，刻文僅數(shù)十字，中云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墟高陽華里，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瑯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焉，躬耕南陽尚在厥后。祠而祀之，信有由然。再考石幢歲月，蓋隋文帝開皇壬寅（582年）物，去先主見武侯于隆中之歲三百一十六。其居此地而葬，必先十馀年，是以墳墟猶存。今距開皇壬寅年馀九百六十一世遠，墳沒不知其處，固不足怪。”隋開皇二年的斷石幢及牛鳳《改正諸葛亮侯祠記》，即是諸葛亮躬耕于南陽的有力佐證。
        六、諸葛亮躬耕于南陽是必然的選擇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秦漢時期的宛城是全國屈指可數(shù)的大都會之一，《鹽鐵論》稱：“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二周，富冠海內(nèi)，皆為天下名都。”新莽時期號“南都”，是全國的五大都市之一。南陽又是漢光武帝劉秀的故里，是其“龍興”之地，稱為“帝鄉(xiāng)”，其云臺二十八將多為南陽人氏。故《后漢書》云：“河南（即洛陽）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xiāng)多近親。”當時的南陽郡城，周長三十六里，郡城內(nèi)房宇櫛次鱗比，大城環(huán)套小城，居者多是帝胄勛戚、富商巨賈。宛城北部是全國著名的冶鐵工業(yè)基地，冶鐵作坊面積達數(shù)千平方米，冶鐵技術(shù)領(lǐng)先世界千余年，冶煉的鋼鐵質(zhì)量上乘，史稱：“宛巨鐵釶，慘如蜂蠆”。兩漢時期的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先后大興水利工程，溉田萬頃，使南陽成為富庶之地，至東漢末年，宛城人口已逾百萬，是僅次于京師洛陽的大都市。由此可知，東漢時期的宛城何其繁華！李白《南都行》詩云：“遨游宛與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可見即使到了唐代，宛城仍不失為屈指可數(shù)的旅游熱線城市。
        在戰(zhàn)略意義上，南陽地處南北孔道，控扼著南北交通，境內(nèi)交通四通八達。南下有宛郢古道（后作“宛襄古道”，亦稱“宛襄隘道”）經(jīng)襄陽通往楚都下郢，北上有三鴉路連接京師洛陽，東北有古夏路可達中原腹地，西去有商於路、武關(guān)道聯(lián)接古都咸陽、長安，東有東南大道可下江淮、吳越。境內(nèi)又有數(shù)千年航運史的古白河航道，白河航線北至鴨河口水庫淹沒區(qū)中心的劉村，泛舟可經(jīng)由漢水直達長江，交通甚為便利。故諸葛亮云：“此，誠用武之國。”在當時，文字的載體是竹簡，官方通訊靠驛傳，民間書信則賴以“鴻雁傳書”，交通、信息交流手段極其落后，無論是在政治、經(jīng)濟抑或其它方面，襄陽實難望“帝鄉(xiāng)”南陽（宛邑）之項背，諸葛亮躬耕于南陽（宛邑），是洞悉時局風云變化的最佳選擇。漢代的襄陽僅是末流城市，《后漢書·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后漢時期，南陽郡三十七城，宛邑為首縣。南郡十七城，江陵首縣，襄陽則排于第八。而當時的襄陽，僅只是曹魏政權(quán)南端的軍事重鎮(zhèn)，抗拒孫吳的南部屏障。
        事實上，諸葛亮出山之前，只不過是一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兒，并非譽滿海內(nèi)的名人高士。諸葛亮既非東漢初年不愿作官，四出釣魚的嚴子陵；亦非東晉末年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而只愿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游哉悠哉的陶淵明。南陽武侯祠大拜殿匾曰：“隱居求志”、“寧靜致遠”。所謂的“隱居”，是后世之人譽美之辭，說白了，諸葛亮“隱居”（躬耕）于此是為了“求志”，其“寧靜”則是為了“致遠”（飛黃騰達）。其實，諸葛亮未“聞達于諸侯”之前，本是無名之輩，其自比管、樂，表明其志向遠大，絕不會呆在襄陽城西的山坳里作個山野村夫，坐井觀天，終老其生。當時的諸葛亮如同今日的待業(yè)青年，至襄陽投奔其叔父諸葛玄以謀出路。諸葛玄死后，失去依靠，他不僅得養(yǎng)活自己，作為兄長，還要負擔起一家人的生計。回到南陽后，在宛城西南的臥龍崗上搭幾間茅屋棲身，種幾畝地以解決吃穿。臥龍崗地處高阜，經(jīng)穰邑（今鄧州）南去襄陽去往楚都下郢的官道穿崗而過，且距南陽郡城不足廿里。居住于此，不僅能洞察時局動向，及時了解天下大事，且能尋找機遇，以達“求志”之最終目的，故諸葛亮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信其然也！
        宛城寓中